根据国际金融学，均衡汇率是可以算出来的，但往往不同的研究得出的数字不一样，所以均衡汇率这个概念到底有多少意义，还要探讨。
第二，就是关于现代性标准的问题。而宪法和实际政治生活中有可能是有差距的。
新加坡比较讲究精英治国，所以它对政治精英团体内部的自律要求非常高。这一点如果在新加坡成立，但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方似乎就不太成立，这种亚洲价值观是否是一种为威权主义的辩护，而非真正对亚洲价值观的概括？ 阎小骏：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是指它在发展过程中。他对古往今来，所有关于民主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发觉有四种对于民主的定义： 第一种是用宪法来判断是不是民主，也就是说，只要你宪法里面有特定的规定民主的成分，那么你就是民主的。失败国家往往内战频仍,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通商产业省的官员会指定，松下今年生产多少录音机，所以它是对其生产有所控制，然后它同时也介入国际竞争。
像最传统的投票，这本身是一种咨商，还有全民公投。我在这本书里也提到，经典的符合现代人标准的指标，有11项指标。我认为林教授这方面的不足，当然也可以带来我们进一步的更深入的探讨。
这个框架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一步一步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倒是另外一些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像余永定教授、林毅夫教授，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国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时机还不成熟，当然2015年下半年的股灾，到后来2016年年初的熔断，还有大家现在看到资本市场上动不动出现一些冲击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学者的担心，但是在大的方向上我认为小川行长所说的这样一个改革是无法回避的，要明确树立这个改革方向。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么多的领域已经摆脱了短缺经济的不良局面，纷纷告别短缺经济，而在少数的领域里现在还是短缺局面，比如公共交通体系里的有效供给是短缺的，北京、上海和其他很多中心城市动不动就塞车。再往下，要勾画一下我看待金融创新的六个势在必行。
关呢也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个是一步关掉，一个是分步看着办来关掉。在此过程中，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支持它的升级换代，突破往上走的天花板这方面，就必然结合这段时间经济学界讨论得非常热闹的产业政策以及一系列技术经济政策问题。
老百姓是得实惠的，但这种次贷在实际生活里跟着金融创新又被证券化（资产证券化这个概念也很流行），证券化以后它又被大规模地衍生工具化。现在我国决策层、管理部门不遗余力在推，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建设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首先体现出形成一个较规范的PPP条例，那就不光是一套红头文件了，再往后还要上升为PPP法。南巡把整个局面变过来了，改革开放重新进入高潮，而以后从南巡到现在我们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不是10%左右，是10%以上，把整个三十年高速增长阶段的实际发展成绩抬到了年均GDP 9.8%、差不多10%的两位数增长。这种多样化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我心目中是这样一个情形：应该使各种类型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融资需求，都能得到对应的金融产品支持，三农应该有金融产品的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也应该有，应覆盖各类实际的经济活动。
我们如果具体观察一下，什么叫钱尽其用？2015年中国出现股市的大震荡（业界称呼为股灾），观察一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拿着钱投入股市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要钱尽其用，追求最大限度的增值，甚至很多人激发出一夜暴富的狂想，确实前面也有这样成功的先例，但实际生活中后来证明这个人造牛市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我观察它实际上对应的是经济生活中比较靠下的经济活动。这些事情都妨碍着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我听说上海的政府方面在打主意，在全国首先在上海选一个区，成立类固定收益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它的交易，对应的是大量的PPP项目生命全周期的融资需要，以后还会越来越多，还会一直发展到一带一路上的PPP项目的融资和资产掉期等等客观需要。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走过了一开始的试水，农村改革见到基本成果，基层的改革做了一些实验，宏观层面从财政分配体系首先切入，实行分灶吃饭的分权，打开其他一系列领域里改革的弹性空间以后，到1984年，当时说是城市改革要全面进军，中央对整个改革给出了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金融就必须发生巨变，而1984年恰恰就是在10月前后中央给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变化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关键性的认识，如果做一个小的概括，刚才所说到的这样一个实际生活中核心可能变成空心的风险的威胁，提示我们必须正面给出一个关于金融它的功能归宿到底何在这样的认识。
这个激烈争议是好事情，实话实说，中国的思想界够沉闷的了，但是找到这么一个题目，包括在复旦，我也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行的产业政策讨论会上明显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后来在北京的特定场合专门组织了辩论。次贷是什么呢？它就是给老百姓提供实惠、不用给出抵押，低中收入阶层就可以拿到这种次级贷款来解决自己购买住房的支付问题。
那个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少，必须把外汇储备基本出清，进口散件用以组装家用电器，加上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平抑市场，努力的使市场不要出现太严重的危机局面，等等。这两派我觉得它都对我们有积极的贡献，像张维迎教授这样的否定派，我要比较直率地说他的那个基本表述的框架不成立的，他断然否定整个产业政策，提都不要提，是完全否定，但他作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在这个否定的、看起来不成立的框架之下，所做的对于政府可能失灵，政府产业政策可能走偏的这些抨击，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索的。还有当时小川行长非常罕见的明确表态：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这也是在前面央行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管理环节上专门给出口风，然后由小川行长明确认定，这是很不平常的一个表态（客观地讲，周行长在央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这么多年，他的风格其实跟格林斯潘有一比，就是他说出话来你如果认为听懂了，他要跟着说一句一定是你听错了，格林斯潘必须把自己作为对于整个市场影响巨大的央行首脑所有的话语都说得让你听起来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你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小川行长过去也是这个风格），到这个事情上如此态度鲜明，我都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存疑就是废了，原来的思路不能再用了，国家正式文件里又重新写入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等等年，现在又在迎接新的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我估计指导方针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会进一步明确化。大家都在看好温州以后，没想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温州出现跑路事件，在温州辖区内称得上大型企业的，已成了气候的民营企业，纷纷资金链断裂。他哪里是要以后关掉？当年他在勤工俭学的时候，就观察过资本主义的所谓金融市场，他其实心目中认定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是必备的，是一种标配的条件，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特意把这个话说得非常策略。
在这个背景下，温州给我们的启示非常值得深省。我们现在就必须在这方面闯过瓶颈制约，把制度建设做好，来支持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运行。
但我对这个观点是不能认同的。比如咱们讨论里可以说得比较直言不讳一些，我注意到我很尊敬的、也很有影响的一位前辈经济学家曾经有个观点，他说为什么要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不好，你给它服务什么？金融自己应该追求的就是钱尽其用。
反垄断，不能理想化地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消除一切垄断，我们新供给经济学所推崇的是不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升级版的假设条件，但是必须说清楚，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垄断里的过度因素也是一定要把它加以消除的。认清这些以后，我们再做点评价：金融发展有很多成就的旁边，对另一面的不足，如果做归纳就要涉及一个经济学上讨论问题时不能回避的术语，就是金融领域是否存在着垄断的问题。
这么多年轻人现在他们的很多文化生活是移动状态下在手机上完成的。它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在一步一步发展、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以后，人民币现在已经有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加入特别提款权。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是虚拟经济的典型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反推回来，它一定存在着阻碍生产要素向这儿流动的因素，这个因素一定跟垄断有关。
在1994年，特别值得肯定的就是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生产经济目标模式后他亲自点将让朱镕基同志一线主持经济工作，以极大的魄力下决心推出了财税配套改革，这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前面中央银行体系间接调控的基本框架确定以后，把政府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体系如何对接间接调控的框架问题解决了。这不就是互联网金融吗？这不就是互联网支持的互联网+的金融创新吗？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的发展趋势就是互联网已经明确无疑地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跟着的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移动商务的各种各样的业态，移动商务一定要配上移动金融、移动保险，配上各种各样的现实中的移动经济生活，包括文化生活。
对于小微、三农创新增长点上的金融支持，现在大家越来越多运用的是叫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等等概念，我看无一例外都是要在商业性金融锦上添花的机制旁边配上一个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的雪中送炭的支持机制。所谓杠杆率不断加倍，然后引出的就是泡沫化，这个泡沫膨胀造成资金链到了一定时候支持不住，断裂了，就出现了次贷危机，然后上升为链式反应的金融海啸，然后再上升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我还是坚持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把金融放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大系统里，确切地认定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而开行，再加上后面的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形成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是中央级的旗舰。
一般人认为这已经开始有了基本的国际化了，其实在我看来这还只是铺垫。跑路事件之后表现的温州产业空心化这个严重问题浮出水面，当然也是给我们一个警示：如果温州如此之后，长三角、珠三角、其他的地方都这样将是什么结果？（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不能说没有一点苗头——比如大家知道东莞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些苗头），珠三角前几年已不得不提腾笼换鸟。这是我们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一个其实很坎坷的过程，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在座的各位接触这方面材料并不太多，但我是作为过来人，我觉得这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说法，金融如此重要，但它要怎么处理好防止核心变空心？到了1989年治理整顿之后后面跟着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南巡。在80年代，邓小平就有一句名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林毅夫教授这边肯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强调产业政策还要优化设计，强调政府在有效市场后要加上自己的有为。这个金融综合改革放在温州，带有一些讽刺的意味。
怎么会出现这样如此高评价之后一下子却局部金融危机的局面？简单地说我观察就是因为当时的指标是常规金融的数据——在跑路事件发生之后，我在温州当地的会议上听到温州人民银行支行的领导仍很自豪地说，前面七年我们都是全国第一的评价结果，其实他这个第一，只是按照常规金融指标评价出来，实际上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在温州已经严重边缘化了，已经在经济生活中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大量的民营经济运行需要靠各种各样的中利贷，乃至灰色金融、地下黑色金融的高利贷维持运转——在原来还可以维持运转，但一旦到了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个压力到了某个临界点，它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了，表现为跑路事件之后，进一步暴露的是当地的产业空心化。中国很遗憾，早早就有企业债的概念，但后来发现企业债发出之后，如果真的出了风险，所谓的刚性兑付是什么呢？这些苦主不是谋求怎样走一个依法的清算程序，他们是跑到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这就形成了政治压力。
不是对所有的支持对象都能满足，这里面必须规范遴选，怎么遴选，怎么决策，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一定要阳光化，而且要结合多重审计监督。无论设租寻租，还是这种不可持续的无底洞，都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前些年我们看到的政策金融运行。